诗意的癫狂

——论沙飞与”革命摄影”

Poetic Ecstacy----On Sha Fei and “Revolutionary Photography”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
　

一

        中国现代摄影史的一道难题是：我们如何讲述沙飞的故事。

        提到沙飞，最常见的评价是：”革命摄影第一人”。也就是说，从沙飞开始，确立了一种聚焦底层、聚焦战士、聚焦时代热点的革命观看模式。这种模式对以后的”革命摄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之一，最终却倒在了革命的枪下，沦为被处极刑的罪犯，这就是沙飞的悲剧故事。

        革命者的命被革命所革掉，这种自我相关的悖论让我们找不到为沙飞的悲剧”买单”的人。

        当解释无法奏效的时候，只能退回到一种原因，身体的原因，--对沙飞的悲剧做出生理学的解释：由于积劳成疾，沙飞患上了精神病，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军法无情，沙飞受到严惩。

        到头来还只能由沙飞为自己有缺陷的身体”买单”。

        但是，这种推断需要一个前提，只有把肉体的沙飞看作是革命者沙飞的异己，这个逻辑才能成立。只有分裂沙飞，用肉体沙飞的毁灭才能证明了革命者沙飞所献身事业的正当性，只有这样，精神的沙飞才能流传久远。

        沙飞参与了对自己的极刑。
　

二

        然而，福柯却不这么看癫狂。

        他在博士论文《癫狂与文明》里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艺术、文学，以及医学等角度清理了”癫狂”一词的定义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演变。在福柯看来，癫狂从来就是一种”虚构”，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实。

        福柯认为从中世纪起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癫狂在社会范围内只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和世俗的事实而存在，它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里却具有表现和启示真实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的时候开始道出真言。到了十七世纪，出现禁闭”狂人”的做法开始，癫狂开始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的时期，它成了一种可笑的、虚妄的病态。最后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则对癫狂采取了一种更为武断的态度，集中用精神病院处置癫狂者，使它像监狱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惩戒的手段。

        福柯发现，每一个时期癫狂的定义都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型态、文化模式，以至经济活动、政治结构；人们对疯人的处置也因之而异。

        福柯谈论癫狂坚持的是社会学立场。正如罗兰o巴特所指出的那样：”福柯从来没有界定癫狂，癫狂不是知识的对象，其历史必须被重新发现；相反，我们可以说癫狂不是别的，它是知识本身：癫狂并非一种疾病，它是一个因应不同时代而变的多元性意义。福柯只把癫狂看为一种功能性现实。”

        事实上，福柯更倾向于把癫狂界定为一种难以用纯理性的语言来描述的”体验”，他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著名文学艺术作品，证明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癫狂与理性之间的某种交流。

        福柯研究似乎在暗示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人类总要找替罪羔羊，以便将一切已知未知的恐惧与过错推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承受天谴，让他们的受苦与牺牲换取人类整体心灵的平安。

        也有研究者指出，《癫狂与文明》所写的实际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的生活、言论和作品所富有的哲学价值，而那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习惯上都被认为是一些”疯子”。

        从沙飞的悲剧故事中，凡是说沙飞在1948年以前精神不正常的，都是一种”常人”的看法，在这种叙述中，所谓”精神不正常”被经验地断定为不符合社会常态的”异端日常生活行为”，例如：”话多”、”脾气暴躁””说话手不断摆动”、”经常自言自语”、”一个对着墙大声说话”……。

        到后来争取为沙飞平反的时候，许多人的证明材料，都有”精神不正常”云云。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理解为一种善意的统一口径；只有众口一词，把他描述成一个”疯人”，才能让他得到平反改正，让他在九泉之下得到安宁。这种集体的”从众”也是值得深思的，这样做沙飞能安宁吗？

        福柯曾提到博斯的一幅画，《治愈愚人》。这幅画更常见的题目叫《石头手术》：笨拙的医生打开愚人的脑袋，想要从中取出一块愚人石；当时的人们相信，正是头脑中的石头才使的上帝的伟大造物变成了疯癫的愚人。然而在淋血的脑袋中，医生的手取出的却是一株花，一株郁金香花。

        这个故事和这幅画是寓意深长的，对于沙飞的悲剧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当我们想证明沙飞的行为是由于他脑子有毛病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想从他脑子里面得到什么呢？
　

三
　

        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是朱良才将军，当年的华北军区政委，那个拒绝在沙飞的死刑报告上签字的人。他一直坚持说沙飞是正常的。

        当年匆匆将沙飞处以极刑，依据是，沙飞在开枪前和开枪后他在精神上是正常的，于是才有所谓”挥泪斩马稷”一说，尽管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朱良才将军一直坚持到后来，这个悲剧的帷幕将要落下的时候，几乎所有人，包括当年力主枪毙沙飞的人都了改口了，只有朱良才还是坚持说，沙飞是正常的。当然，他一直不主张对沙飞处以极刑。

        癫狂还是不癫狂？这个问题使得一个人的生死具有了普遍性，它超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意义，成为一个解读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本。

        当我们看到沙飞的女儿王雁在进行了大量资料收集之后所撰写的《铁血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的时候，我们能感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深深的爱、崇敬和骨肉亲情。

        我们同时也感到，她是如何在努力抽掉癫狂的全部诗意，将它变成赤裸裸的、苦涩的受难。

        作为家属，要想为沙飞正名，大概也只能有一个途径，把一个深刻的精神问题，叙述成精神病问题。

        也正是因为王雁大量引用的口述历史材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其意义远远超出沙飞个人悲剧之上的历史图景，它的丰富性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整体性地反思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沙飞的癫狂使我们想到《哈姆莱特》中”疯了”的王子；《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他们都以异常的真实直逼时代的前沿问题，他们得风气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愁而愁。

        什么是沙飞的问题呢？
　

四
　

        如果承认沙飞是”疯”的，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会永远地折磨我们：如果沙飞是疯的，是非理性的，是异于常态的；那么对他的死刑判决同样也是疯的，非理性的，异于常态的。如果癫狂的沙飞无法对他的枪击负责；那么在阳光下对沙飞的枪击则是一种理性的疯狂。

        如果沙飞枪击是疯的，非理性的，异于常态的；沙飞的行为也就不能称之为一个罪行；按照社会惯例，沙飞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无法对革命的纪律和约束负责；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常态的决策机制，沙飞就不至于死。

        但是，军法处，以及代表这种惩戒的革命阵营遭遇到了一个两难：

        日本医生的死亡需要责任人，革命需要对此事件做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如果承认沙飞是”疯”的，这个责任无人承担；如果不惩戒沙飞，承认他只是一个病人，一个无法承担责任的精神病患者，对于外界，这将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况且当时医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关系相当紧张，许多日籍工作人员都停止了工作。

        不管沙飞当时精神状况的真相究竟如何，革命也需要沙飞必须以革命者的名义担当责任，接受革命阵营铁的纪律的惩罚，在革命的逻辑中，精神病从来就不是逃脱惩罚的理由。也就是说，只有当沙飞受到革命惩戒的时候，沙飞之死的政治意义才能通过死亡得到肯定，这在某种意义上，沙飞的死亡和他的人生价值目标又是统一的。这种惩戒越强烈，悲剧感越强，让人感叹的唏嘘声也就越大。

        革命既有充满诗意的激情和放纵，同时又有一套十分严密的权力技术、监控系统和惩戒方式。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操纵沙飞生死的最终极的原因？

        真的是所谓严肃的军法吗？从资料看”消除影响”，平息大量为我军服务的日籍医生的情绪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沙飞枪杀的假如不是津泽胜这么一个有点特别的人，而是其它一个有污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非常熟悉、器重沙飞的首长们在革命的需要和个人感情之间，他们的选择更倾向于顾全大局；个体的生存服从大局的利益，这是革命的铁律。

        还是朱良才将军一语道破：”精神正常也可以判死缓，当时不就是一个人一句话嘛！”

        就是到后来沙飞平反的时候，拖延几年的真正的问题也不是他是不是真的癫狂，而是国际影响、中日关系和领导的面子和责任。

        这一切，都说明癫狂并不是癫狂本身，癫狂永远都只是一种说法，都只是一个理由，重要的是癫狂的背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

        兹举一例；根据王笑利日记，”1980年3月3日 到李桦家。他说，与沙飞关系淡，没深交。”到了沙飞的错案得到纠正后：”1986年9月14日 去李桦家，他向爱人介绍我是他老朋友的女儿。”
　

五
　

        沙飞的死是一种必然，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无论沙飞是不是癫狂，日本医生津泽胜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无辜者。我们不能因为沙飞的悲剧，就忘记了一个更不幸者的死亡。

        津泽胜死于一种狂热所煽动起来的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对生命的蔑视和不尊重。这种仇恨以冤冤相报，以暴制暴违背了它的初衷。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仇恨以及导致这种仇恨的复杂原因。

        其实，沙飞这种极端的”革命行为”，这种失控的”深仇大恨”既源于革命的逻辑，也源于把握不了这个逻辑真实含义的无奈和无助，他只有通过”过分”来测试它的弹性。

        沙飞绝对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另类。这一点也许被一个认真的、以献生的激情在工作的革命斗士的形象所掩盖了。

        沙飞具有一种精神性极强，殉道式的狂热品质。通过他女儿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到两个沙飞；一个是作为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沙飞和一个作为革命者的沙飞。

        沙飞的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都寄托在一个革命的目标上。沙飞的全部的思想在一个民族危亡，抗日图存的年代，是很容易和革命的目标相互重合并取得高度一致的。沙飞的牺牲精神、工作激情甚至超过了那些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在抗战的日子里，沙飞的热情，勇气和这个时期革命的要求是高度吻合的；一旦革命的目标有所调整，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发生变化，沙飞和革命之间的矛盾也就公开化了。

        沙飞有革命所不能容忍的一面：天才式的，才子气的，个人意气的，唯美倾向的一面。即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要求他的画报质量应该是最好的，效果达到可能情况下的最好。他会不顾一切的坚持个人意见，他不在乎对方的身份、地位；他不在意上下级的尊卑；他永远是我行我素；他永远是坦诚相见，想说就说，想骂就骂。

        这一切都是犯忌的。他无法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只能适合做一粒自由飞翔在祖国天空上的沙子。沙飞悲剧就在于他是沙飞。

        如果不是爱才、惜才的聂荣臻、朱良才、潘自力等人，我们很难想象沙飞能在晋察冀边区有多大的作为。而非常支持《晋察冀画报》的聂荣臻由于抗战中，画报比较多的报道了关于他的内容，据说在延安受到了批评，抗战以后也就不太管画报社的事情了。

        失去了理解、宽容和保护的大首长，天才的沙飞注定不会好过。他抗战后经常发脾气，经常与领导的冲突，都与他的性格和革命的冲突有关。这是他悲剧的酵母。

        王雁的睿智在以下这段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我曾多次设想，假如父亲当时没出事，或出了事没有处以极刑，他的结局会怎样？性格即命运！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注定后面的日子会非常痛苦！他根本无法逃脱命运。”

        这就跟王稷南当年向毛主席提出来的问题一样：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六
　

        杀死沙飞的，还有新的秩序，以及重建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权力。

        试想，如果在1943年，激烈反扫荡时期的柏崖，沙飞杀死10个日本医生恐怕都不一定会处以极刑。

        当革命已经拿下北平的时候，建立新的秩序成为新的国家主人的所要考虑的头等问题。而那些革命的功臣在革命成功后遇到了挑战：

        那些带着炊事员、马、马夫、警卫员、老婆、孩子，不愿意住在高干病房的首长们；

        那些带着枪，动不动骂人，骚扰女护士的老革命；

        与沙飞同时宣判，为和小保姆通奸而杀死妻子的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

        还有沙飞的狱友，关押在华北军大军法处，居功自傲，打了副校长的老红军韩彬；

        ……

        就像当时沙飞所在单位领导所说的那样，”今天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有了政府，一个革命军人拿枪打人，这是军纪所不允许的。””按政府法令办事，打死人是应当偿命的。”

        其实古往今来都有这么一出。这也是黄炎培当年所担心的”政权更迭定律”。

        革命已经预感到它的失控。革命的另一种后果开始呈现。

        不过，沙飞与他们不一样，沙飞有沙飞面临的问题。

        其实在1948年的整党中，沙飞的悲剧就初露端倪。作为画报社的领导，”要查出问题，搞出特务才有成绩，从上到下”极左”。”王雁说：这个时候的沙飞”感到极度恐惧。整党就是要把混入共产党内的异己分子清理出去，他很清楚，自己的早期经历及社会关系一旦挑明，会是什么样的结
果。”——斯言极是！

        1949年的沙飞，当革命的旗帜将要插遍中国的时候感到了忧郁。

        和沙飞一起住院的姚远方回忆说，”我向他讲四野进关、平津解放，全国即将胜利，形式大好，这也是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他木然，没反映，一言不发，无动于衷，无任何表示。他过去一贯政治热情很高，但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却如此沉默，使我感到非常反常。”

        沙飞的忧郁当然包括对自己身份，自己历史的忧虑。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似乎还有一种超人的预言能力。在王雁的书中，记载了沙飞好几次十分神奇，没有任何理由，然而又十分正确的预感。

        是不是这个时候的沙飞对革命胜利有了某种不详的预感？

        时过境迁，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深入到那个时候沙飞的内心世界。他在思想些什么？胜利了的革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对一个贫苦农民是一种看得见的成果，对于沙飞也许是革命后的幻灭。他是一个心性极高，事不惊人死不休的人。他在革命的阵营里经常会有”过分”的想象，例如：造假币搞垮敌人的经济，派杀手暗杀蒋介石，放风筝炸毁南京……这些与其说是精神病，不如说是他那种特立独行的英雄主义气质在起作用；在忧郁和烦恼中，能够使他获得心理平衡，又符合他性格的，只有”干一件惊天的大事”。至于死和偿命，沙飞毫不畏惧，他从来就没有害怕过死亡。

        他在刑场上的极度从容证明了这一点。
　

七

        沙飞的悲剧，是关于理想、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悲剧。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可以继续解读，不断诠释的话题。

        传奇的古巴革命之父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此之前，每当面临重大问题，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犯罪时，有着最强烈战斗精神，抱着最大决心去反抗的，往往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人们一直信赖的政治组织”。

        美国左翼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在《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一书的后记中说：”《共产党宣言》说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然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在这个系列中，有一条没有说破的规律就是：奴隶没有战胜奴隶主，平民没有征服贵族，农奴没能推翻领主，帮工也没能打败行会师傅。底层的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现在似乎也不大可能。”

        写到这里，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依旧贫困的太行山上所传出的历史回声：”南蛮子，瘦个子，腰里挎个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

        ……

                                               2005年10月12日于深圳上梅林

附注：

    本文关于沙飞及其相关资料均来自于王雁著《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此稿非终结稿，仅供参考。请以随后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