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棣的档案情结及史学贡献

Gu Di’s Archives Complex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Studies

司苏实（人民摄影报社调研员）

 

摘要：

沙飞摄影团队在中国摄影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沙飞开创的新闻摄影模式从一开始便与“西式新闻摄影”拉开距离，其影响纵贯现当代中国摄影史，直至今天。

沙飞和石少华成功地培养顾棣走上了摄影档案管理的道路。顾棣自身的优秀品格，使得沙飞摄影团队的业绩得以更好的流传，也成就了顾棣一生的辉煌。

顾棣档案真实可信、丰富多彩和相互佐证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沙飞摄影团队，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美学基础上的新闻报道摄影模式是极为难得、无可替代的。

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都无法拿出这样系统、完整的原始影像档案。这是对所有档案工作者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顾棣，沙飞，石少华，摄影史，摄影档案，历史图片，抗日战争

　

Abstract：

SHA Fei’s photography group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photography history. SHA Fei creat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odel from the “western photojournalism” and it has influenced modern Chinese photography ever since.

SHA Fei and SHI Shaohua successfully pushed GU Di into the protection of photography files, and hence their works were kept intact; while GU Di,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ith his career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instructions of his two mentors, but also of his distinguished personal qualities.

With ample, credible, and mutually proved first-hand documents, GU Di’s file becomes one of the keys to study SHA Fei’s photography group and Chinese photojournalism, which was buil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GU Di’s file protection can be a good example for all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 this field.

 

Synopsis：

Le groupe photographique SHA FEI (le style SHA FEI) joua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histoire de la photographie chinoise. Le schéma de la photographie de presse, créé par SHA Fei, inspiré par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fut à ses débuts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la photographie de presse occidentale. Il a eu une influence incontestable sur la photograph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jusqu’à aujourd’hui encore.

La collaboration entre SHA Fei et SHI Shaohua a largement contribué à la réussite de la carrière de GU Di en particulier concernant la gestion d’archive photographiques et ses qualités personnelles ont rendu son existence particulièrement brillante.

Les Archive GU Di sont de nombreux document originaux, authentiques et riches, véritables témoins aussi indispensables que précieux pour toute recherche sur le groupe photographique de SHA Fei, sur la cré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style du langage photographique chinois et sur la comparaison entre le Style SHA Fei (ou le style Xinhua) et la photographie occidentale.

导论

沙飞，及其亲手创建的摄影团队，在中国摄影发展史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案例。顾棣接手这项工作始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偏远山村，体制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失误和损失使影像档案的保管工作历尽风霜，但他还是把大量珍贵档案成功地带到了和平时代。在他的执著努力下，这批档案的系统性、可靠性、相互佐证能力，和无可替代性都十分到位，生动地记载着那段人类战争历史，也有力地证实着中国人在摄影发展史，特别是新闻摄影史的初创阶段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顾棣虽早已离开专职档案管理岗位，但并没有放弃责任，继续整理归纳，补充考证，不断笔耕。特别在晚年，拖着严重心脏病的身体，更是拼尽全力，试图完美地实现用自己亲手编撰的第一手文献，准确、系统地发挥出这批档案的历史价值。顾棣毕生的努力也因此体现出非凡的意义。

    顾棣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取得辉煌的成绩，源于沙飞对影像档案的超常重视，源于以聂荣臻为代表的八路军将士的全力支持，也源于解放区摄影体系的成功建立和赫赫战功，更源于顾棣对上级嘱托的恪尽职守、对恩师的深切怀念和对战友的深厚感情，源于他无怨无悔，坚韧执著的一生拼搏。

一、顾棣独特品格所发挥的作用

顾棣多次对笔者说，是1943年夏天放学回村的路上与沙飞偶然相遇，才使他走上了这条摄影道路。其实，尽管必须有许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才能形成最终的成绩，但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到最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必定是顾棣难得的优秀品格。

1、沙飞的安排——接受历史的使命

沙飞重视底片的保护是大家熟悉的。他早年拍摄鲁迅的底片一直随身珍藏，有力地证实着这一点。随着底片的增多，沙飞尝试了许多保护措施，例如交给专人保管，“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是他著名的口号。但战士牺牲了，底片同样难以保全^[1]。许多惨痛教训使他意识到，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前赴后继地不懈努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的保护。但大敌当前，国破家亡，年轻人参加八路军是来抗击敌人的，派谁放弃枪杆，甚至放弃相机，一心扑在底片、资料的整理保护上也难以接受。勉强命令并非上上之策，而且管理档案，需要踏实沉稳、细致认真、责任心强，更需要毫不含糊的服从性，要耐得住长久的寂寞，和人人皆有的“上进”之心。沙飞既然这样重视此事，绝不会随便找人将就，因此寻找适当的人选，从头开始培养，最好终生坚守，以确保自己和战友们的劳动成果永久安全并充分发挥功效。在顾棣与沙飞邂逅的那一刻，顾棣感到心胸无比宽广，因为他接触到了一个有见识有抱负的优秀人才，而沙飞则是看中了顾棣诸多的优秀条件。

顾棣家乡所在的凹里村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的腹地河北阜平县城附近，曾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顾棣的家便是边区政府的一个办公地址。父亲顾清和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凹里村长，顾棣12岁起便从村儿童团长，迅速成长为小区儿童团长（6村）、阜平一区儿童团长（22村）、区童子军大队长^[2]，机灵、可靠，且年龄只有14岁（1943年夏与沙飞初见时）。沙飞见过顾棣后，并没有直接与他确定工作关系，顾棣甚至还不知道沙飞的身份和名字。次日，当顾棣再次回到家时，母亲告诉他，有一个八路军干部来过了，叫沙飞，让你跟他去学摄影^[3]——沙飞需要时间有针对性地调查一下。一年以后，1944年9月，正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就读的顾棣突然接到教务处通知，让他去晋察冀画报社找沙飞。此时的画报社刚从1943年底日寇大“扫荡”的沉痛创伤中恢复过来，画报社人员曾从70人锐减到26人^[4]。到下半年，边区形势好转，画报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各根据地重视。画报社自己不仅需要迅速发展，还要支援各地画报、摄影组织的创立，摄影队伍的迅速扩大势在必行^[5]。军区宣传部决定以军区名誉开办摄影训练队，迅速培养摄影干部。此时的沙飞想起顾棣绝非偶然，他要藉此时机实施他的长远规划，顾棣成了训练队到达最早的学员。一个月后，顾棣被沙飞派回家乡为画报社扩大队伍，带回11人，号称“凹里班”，12月15日，晋察冀军区首届摄影训练队开学。

顾棣的表现没让沙飞失望，好学好记，机灵勤奋，谦虚谨慎，认真可靠，让所有人喜欢。特别是他的年龄，刚刚15岁，连最小的“小八路”也比他大^[6]，想“讨价还价”也没有条件，这种生存环境成功地“迫使”顾棣从一开始就必须养成服从命令，忠于职守的品性。1947年初，画报社分成前后方两个工作组，主要人员随沙飞到前方，只有少部分人留守。已经学习锻炼了两三年的顾棣满以为可以到前方大展身手，谁知沙飞要他留在后方保护、整理底片资料，为此他和沙飞大吵一通。对他始终关爱有加的沙飞冲他大发脾气：“这是命令，必须服从！”“出现问题，拿你示问！”石少华的话使他安静下来：“把你留在后方，是因为你肩负着比上前线更重要的任务”，“当初在确定由谁来保管八年抗战底片人选时，就考虑到你”，“把底片给你，沙飞很放心，大家都很放心”“为避免发生意外和不必要的牺牲，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关心爱护……”^[7]

1943年12月日寇突袭柏崖村，印刷厂工人李明为掩护底片牺牲；工兵班长王友和为保护沙飞突围，与敌人拼剌刀，一连剌死三个日本鬼子，自己也倒在血泊中；工兵战士韩栓仓与敌人展开肉博，壮烈牺牲；沙飞和警卫员赵银德背负底片突围也身负重伤。1945年8月进张家口时，驮运资料箱的马匹在拒马河洪水中翻倒，贴有照片说明的资料本全部损失^[8]；1946年6月下旬，叶曼之帮助整理底片资料，将旧底片袋全部烧掉，致使2万余张抗战底片失去资料说明；当年11月，在花沟掌又发生一起失火事件，险些秧及这些珍贵的抗战底片^[9]……这些围绕着底片的一幕幕往事顾棣耳熟能详，且大多亲历。他深知自己手中的这些底片沾满了战友的鲜血和汗水，把它们保存好，发挥最大作用，是非常重要且十分艰巨的任务。他接受了这一事实，安下心来留守，并马上着手整理已经搞乱的底片。

顾棣在2007年给解放军画报社领导的一封信中写到：自解放战争开始，沙飞便“意识到，只有成立专门的机构，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好这些底片。1946年6月，他把摄影科一分为二，一半叫采访组，另一半叫资料组，科长赵启贤亲自任组长，全组共有6个干事。资料组成立时，沙飞、石少华都亲自到场讲话：八年抗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要视如生命，认真保护。”在姐姐顾瑞兰，尚升文、李淑贞和暗房技师宋贝珩的帮助下，顾棣将全部底片制出小样，前后跑数百里向上级报批购买粘照片的桃胶和专用纸张，到印刷厂定制装底片的特制口袋。他写信给已去前方的主编章文龙，和原负责保管底片的资料组长赵启贤请教底片的科学分类方法。5月份，章文龙把拟好的抗战八年底片档案分类目录寄来，顾棣一头扎进去便大干了起来。不久，沙飞把资料组长赵启贤专门从前线调回来，帮助顾棣整理这批档案。但前方编辑画刊离不开，沙飞不久又把赵启贤调回前线，同时送来大批新底片，且把图片展览和对外发稿、发画报的任务也交给顾棣；1948年4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军区合并，晋察冀画报社也随之与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前后方工作组的底片与人民画报社带来的3千多张底片，还有《冀中画报》停刊后上交的数千张底片合到一起，工作量大幅度增加；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后，画报社加紧制作进城后要在京、津街头展出的宣传照片，工作异常繁重，整理抗战底片的工作不得不时断时续。

如果说，是沙飞的远见卓识使底片档案的管理工作从专人到专门机构逐步建立健全，使这批档案的保护管理工作有了组织的保证，顾棣的认真负责和刻苦钻研，使这批档案的保护和管理得以有效实施。1949年6月，画报社由农村进入北平已四个月，一直代替住院治疗肺结核病的沙飞主持工作的石少华副主任找顾棣谈话，针对新形势的需要，对档案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示顾棣在现有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更系统、更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以保证资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更有效地保护底片的安全^[10]。顾棣为此专门跑到北京图书馆求教，认真参考刘廉1948年翻译的日文档案管理资料，随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长达4万多字的《新闻摄影中的资料工作》^[11]总结报告和详细的工作方案，于8月底交给石少华，受到石少华的高度赞扬。

为弥补底片资料说明不全的损失，顾棣专门将当年战斗在第一线的摄影记者请到画报社来，请他们回忆、补充、订正，并用尽可能科学规范的方式设计底片袋和资料本，大批“死档案”开始复苏。据2006年曾到解放军画报社接触过当年顾棣他们制作的资料本和底片袋的高磊说，他们资料本的设计和底片袋的存放方式，与日本最先进的管理方法一模一样。笔者亲见大批原始底片，尽管处处能看到当年艰苦条件留下的痕迹，但片片剪出整齐的圆角（杜绝相互划擦），底片清亮透明，无酸纸口袋上打着“原版”的红色标记，底片袋放入标准底片册，插进坚固的铁皮箱，然后再放进保险柜，档案室也是为防火、防盗、防破坏专门设计的，取用底片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程序。顾棣回忆，1949年2月画报社进入北平，总共不到20人，却是北平唯一一家图片供稿单位。各家媒体都来要照片，工作极繁忙：“1949年6月，石少华副主任呈报华北军区政治部批准，专门抽调出刘克已同志筹备华北图片社，招聘摄影、暗室等技术人员20来人，华北军区又给调来一批新参军的有文化的年轻人，全社人员一下子扩大到50余人，资料室增加到9人，这才使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开国大典时要对全国和国外广泛发稿，共发了150套（每套6英寸照片30张），编写说明，在照片背面贴标题，分套装袋，包装、写信封、往外发，工作量很大，我们几个人一连突击几天几夜才干完。”“紧张的工作给华北图片社带来了兴隆的生意。从194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到1950年年底一年半时间内，华北图片社纯利润高达30余万元，全靠的是画报社的底片资料。”^[12]事实上，这批底片自归了解放军画报社50多年，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都不下几十万。一个有趣的故事，华北画报社上调总政时，华北军区不愿放手，政治部提出机关的人可以全部调走，但图片社要留下，底片交一半留一半。顾棣态度非常坚决：“底片绝对不能分开，我个人要和底片在一起，要跟着底片走，底片去哪儿，我去哪。”后顾棣和底片都到了总政，也即解放军画报社，下面另办了一个经营性的“胜利图片社”，胜利图片社靠着这些底片资料马上赢利，三年就给解放军画报社盖起了一座四层办公小楼。华北图片社因失去底片生意冷淡，最后不得不上缴总政，归并到胜利图片社^[13]。这批底片至今每年都在为解放军画报社创造着巨额利润，但人们很少想到这是沙飞、赵银德、顾棣等冒死背回来的“财源”，更不用说那些为此牺牲了宝贵生命的先烈了。

2、神圣的义务——将这批档案与自己的生命捆绑在一起

正当档案管理工作在艰苦繁重却情绪饱满的状态下紧张进行的时候，1949年12月15日，石家庄传来惊人噩耗，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的主任沙飞枪杀日本医生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军法处签发判决书，当年3月4日，沙飞被处以极刑^[14]。

从1943年夏天顾棣与沙飞相识，到1950年沙飞离世，7年时间，顾棣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有目标，有责任感，工作卓有成效的青年干部。面对沙飞极为特殊的离世情节，顾棣思绪的复杂和情感上受到的冲击不难设想^[15]。再加上许多已经在烈火硝烟中结成深厚情谊的兄长、战友因画报事业，甚至直接因保护这批底片牺牲，顾棣手中这批底片已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档案，它是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是无数先辈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得来的极其不易的劳动果实，更是记载恩师光辉业绩的有力依据，保护它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尽自己所能擦干上面的尘埃，使其绽放出应有的光彩——这个责任，此时的顾棣已经完全自觉自愿地担到了自己的肩上，并且化成终生的义务和使命，再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鞭策了。

没过几天，画报社再次出现巨大的组织和人事变动：1950年3月20日，副主任石少华带领10人脱去军装，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摄影局，一部分人调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摄影科工作；9月1日，华北画报社建制撤销，全体人员和营具上调总政，解放军画报社正式成立，顾棣被任命为解放军画报社第一任资料组长。石少华临走时又对顾棣千叮万嘱：“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血汗的结晶，是华北军民革命斗争史的真实记录，无比珍贵，一定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它。画报社可以撤销编制，人员可以经常调换，但底片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把它保存下来，在和平时期如果把底片损失了，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沙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批底片，他和我对你保护好底片，都抱有很大希望。沙飞多次对我说过，把底片交给顾棣，我很放心。现在沙飞同志已不在了，但他谈过的话，不能忘记……”。顾棣马上回忆起沙飞多次说过的：“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名言，和1946年7月，把《晋察冀画报》全部底片托付给自己时说过的肺腑之言：“这些底片就交给你了。你只要不牺牲，就不能把底片丢掉……”。“从此，我便牢固地树立起用一生心血保护底片的坚定信念和决心。”^[16]

此后，顾棣投入全部精力和热情，整理原有档案，大幅度补充资料：1950年10月，军委在北京故宫午门，举办了一次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综合展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其中军史照片展出2,000余张，从1927年建军以来，各大历史时期和各部队、各兵种、各地区重要活动的照片都集中来了。展览结束后展出作品要归还，顾棣组织人力把全部照片翻拍复制下来，主要实物也拍成照片。他们在故宫午门东21间设办公室，工作了近两个月，翻拍历史照片和实物2,000余张；1951年初，顾棣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收集回吴印咸、徐肖冰在延安拍摄的历史照片近300张；1951年5月，顾棣在南京第三高级步校的协助下，翻拍了原国民党总统府举办的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展览近千张底片，并收集回华东军区一批军史底片；1952年，顾棣通过中苏友协和苏联塔斯社建立了相互发稿关系，先后收到塔斯社发来的数百张照片；1953年，顾棣为编《抗美援朝画册》到朝鲜，先后在桧仓（志愿军政治部驻地）、开城、平壤活动数月，收集回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帝侵略的战斗照片700余张；1955年，顾棣通过总政武官处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稿件交换关系，陆续收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寄来的照片……^[17]解放军画报社资料组迅速发展成全军，也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图片档案库。

1957年，做了13年专职档案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底片管理经验，已经成为国内少有的档案管理专门人才，正在大展身手的顾棣，突然转业到山西^[18]。尽管顾棣在新的岗位上展示了他在摄影方面的才华^[19]，也担负起繁忙的地方出版业领导工作，他的心并没有离开过沙飞交付给他的那些底片。有人咨询，他随时能提供具体细节及保存位置，甚至具体档案编号，被公认为解放区图片档案的活辞典。文革时期，顾棣的经历和大多数人一样坎坷，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奋力挣扎，自顾不暇。1980年代初，随着为沙飞平反工作的展开，顾棣的激情再次燃起，通过他与沙飞的长女王笑利，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蒋齐生，老领导罗光达、石少华等人的大量通信中，可看出顾棣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开始，他便在蒋齐生和罗光达、石少华的支持、指导下，开始了解放区摄影史的整理、编撰工作。

1980年，在蒋齐生、陈淑芬的支持下开始采访、写作，1983年与王笑利合作完成《晋察冀画报大事记》初稿；1984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下，着手《中国摄影发展史》（1937-1949）的调研与写作，并将采访领域扩展到全国解放区，收集回大量新鲜史料。此稿几年后与他人合作，于1989年7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一书，此书被认为填补了摄影史的重要空白。离休后的顾棣更是全力投入摄影史稿的收集、撰写工作：1989年动员人民摄影报开辟摄影回忆录专栏，陆续介绍解放区摄影史中的第一手战争摄影经历；1992年完成《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440条14万字摄影辞条的写作，同时监印《晋察冀画报影印集》；1996年与他人合作，完成了《崇高美的历史再现》，并获国家图书出版最高奖之一——中国图书奖。

3、维护历史事实，抵制任何对历史档案的侵犯。

正当顾棣满怀激情为中国解放区摄影史著书立说的时候，街头偶然发现的两本小书以历史图片为招牌胡编乱造的事引起顾棣高度重视。

1999年7月，在江西南昌一家宾馆的小卖部，顾棣发现了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李成、王长元主编的两本《老满洲》图片集（上、下册），封面上特别注明：“伪满老照片私藏版系列，最新发现1000幅绝版遗珍首次面世。”并有内容提示：“千幅绝照泣血滴泪，告诉你一个真‘满洲’”，封底注明：“日军绝密遗毁档案新发现，烟馆窑子污行秽影拾零，伪皇宫私生活大曝光，老满洲风俗人情面面观。”让顾棣惊讶的不仅是书的粗制滥造，许多保存在自己手中多达13年如数家珍的照片，在书中竟然是“绝版遗珍首次面世”、“日军绝密遗毁档案新发现”。《八路军向华北敌后进军》（沙飞摄）、《隐蔽在青纱帐里的八路军骑兵侦察员》（沙飞摄）、《冀中地道战》（石少华摄）、《儿童团》（石少华摄）、《切断敌人补给线》（李峰摄）、《救救孩子》（刘峰摄）、《冀东潘家峪大惨案》（雷烨摄）等，因为这些摄影名作经常入选各种影展，在全国各大报刊反复发表，各大博物馆、纪念馆长期陈列，群众经常可以看到，根本不是首次面世。而且有多达150幅历史图片被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恶劣不仅欺世蒙人，更会被日本右翼否定日本侵华历史所利用，造成极坏的影响。顾棣马上奋笔疾书，一篇长达二万多字的文章很快在人民摄影报上发表，每一谬例顾棣都举两三个正例，痛斥文化骗子的恶劣行径。

此事唤醒了顾棣维护历史事实，抵制任何侵犯历史图片真实性图谋的强烈意识。事实上，维护历史真象不容侵犯的工作顾棣早就开始了。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顾棣邀请老摄影战士回来补记资料说明时，问题就已经出现。笔者有幸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亲睹了顾棣亲手整理登记的抗战时期资料册，发现不只一处“笔仗”痕迹，内容不外此片为某某所摄而不是某某所摄，但火气之大令人震惊：用粗厚的硬板纸装订，两面都贴有照片的图片说明资料册，连照片边角带粗纸板写有作者署名的部分，硬是被一股劲撕去三四层；有的上面甚至写有粗劣的词句，顾棣不得不亲笔在上面写上如下文字：“这是XXX同志的作品，不许他人随意强夺！顾棣声明”。有历史的原因：当年大家一心打仗，拍到一张好作品，马上设法送去发稿，谁也没想要署名、要版权的事。时间长了，谁也有记不清的时候，大多数摄影记者为已经牺牲或已调离的战友着想，仗义执言无可非议，但未必正确；其中也不乏有意占用他人甚至强占烈士作品的情况，把他人作品列入自己的展览、影集。有的人会说“我和XXX的作品有交叉”，但也有人不声不响。顾棣在足够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更正了许多这类差错，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在书写《红色摄影档案》的过程中，我们花费了不少脑筋思考如何既尊重历史事实，又保护这批老战士荣誉的问题。顾棣说，他们毕竟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为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忍晚年在他们脸上抹上污点。但历史的真象不容篡改，怎样处理这一矛盾？我们最终的决定是：在本书中客观记载历史，不指出侵占行为。事实上，这分寸并非一时决定，许多已发表文章中都可以看到顾棣对某些摄影记者功绩方面的高度评价，但私下谈起，顾棣又对他们的不良行径表示愤慨。

与之相反，是近期我参预的一件事：我从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抄出一幅历史图片，档案上清楚地写着《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杜铁柯摄。这幅作品表现的是修建荣臻渠的工地，民工边休息边看新闻图片展览的情形，非常精彩，很好地表现了根据地摄影记者外出采访时，自背手工缝制的展览条幅，边采访边办展览的历史事实。我带回扫描文件给顾棣看，他很惊讶，早已不记得有这样一张精彩照片。一次我采访杜铁柯，将此片展示给他看并表示敬意，杜铁柯明确地说，这照片不是他拍的。我说这是我亲手从资料室抄出来，不应该错，他还是否认。他说，当年采访荣臻渠的确只有他，还有一同行但并不拍照，但他对此片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带着狐疑回来问顾棣，他马上找出当年的日记，很快找到那个记载，上面明确地写着：“杜铁柯送来七张底片：……7、《休息时间看新闻展览图片》。”当时陈小波、胡武功都在场，深为顾棣做事之严谨所惊叹。杜铁柯不是晋察冀画报社的专职记者，他和当时大多数摄影训练队学员一样，受过训练后都回部队当摄影干事。拍到好照片，他们会想法送到画报社以备发表，但自1942年起部队就有明确规定，摄影记者送稿时一律交原底片（这也可看出沙飞对底片的高度重视）^[20]。画报社负责洗出小样送还各部备用。但并不一定都能做到，记者送过稿件长期没用，也没寄回小样，时间长了也就忘了，我们断定杜铁柯属于这种情况。我将向顾棣查询的情况写信给杜铁柯，同时精印了那幅照片，并写上说明寄去以做纪念。没想到杜铁柯很快回信，再次声明那肯定不是他拍的。顾棣亲自去信再次核实，杜铁柯仍坚定地否认，说可能是自己送的，但记不清是谁拍的了。这事使我们深为感慨，杜铁柯老前辈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钦敬，与前述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21]。

在长期整理、释疑历史图片的过程中，顾棣越来越养成了一丝不苟、刚正不阿的性格，哪怕得罪人也再所不惜。抗战初期拍照片的人极少，大量图片是沙飞所拍，沙飞曾用多达几十个笔名或不署名发表作品，也有许多时候主动把照片署上其他战友的名字发表，顾棣为此花了大量时间还历史真实面目，还在严欣强等长城研究者的帮助下对历史图片进行考证，取得不小的收获^[22]。为表示清楚解放区摄影画报的历史沿革，顾棣还绘制出各根据地画报发展脉络图；进入张家口时，顾棣还从敌伪照相馆等地收集回日本人拍摄的照片补进档案库，完全把补充、核实，扩充档案库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长年坚持不赘。顾棣日常收集档案资料的习惯、每日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事无巨细、如实记录的品德，在文献写作需求下拓展到整个解放区的海量当事人调查，第一手史料的搜集补充，编撰的认真严谨，这一切，都使顾棣在这段专业史的研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期我为写作本文，向他咨询一些问题，顾棣突然向我惊呼：“哎呀，我上了沙飞和石少华的当了！他们找我来哪里是让我学摄影，纯粹就是让我给他们管理一辈子底片档案！”这话虽是戏言，却一语道破了天机。顾棣从1943年起到今天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让那二位料定并有效地“套牢”了。没有沙飞的深谋远虑和石少华耐心的劝慰、点拨，顾棣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果。但最重要的还是顾棣那难得的，也可说有些是被逼而成的忠厚谦逊的品性和坚韧执著的工作作风。没有这种品性，很难想象今天会有这样一批系统、丰厚，又真实可信，可以不断开发下去的历史、文化史料安握手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令人无比遗憾的历史记载：新四军是我军最早建立摄影室的单位（1938年春。晋察冀摄影科建立于1939年2月），叶挺、张爱萍、陈毅、李雪三等许多老将军自己就是摄影爱好者，拍摄下许多珍贵历史图片，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原始底片、照片极少：1941年“皖南事变”中，摄影室创始人田经纬被捕惨死狱中，军部底片档案全部被毁；陈菁随军部转移江北，手中仅保存数百张照片、底片。解放战争期间陈菁随老红军丈夫转战华东战场，1947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保存七年多的底片、照片全部掉进黄河，损失殆尽^[23]；日本投降前夕，张爱萍将军把40多张底片交给地下工作者带到上海出版画册，在扬州附近瓜州渡江时，遇到敌人搜索，底片扔到长江里全部损失^[24]；抗大成立三周年时，石少华曾在延安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的图片展览，里面有他自己在延安拍摄的重要图片百余幅，总共160余幅珍贵图片，刘鼎将所有底片用铁盒装着随身携带。一次过封锁线时，战马在炮火中受惊跑掉，放在马背上的铁盒子连同衣物一并丢失，好在照片保存下来并翻了底片^[25]；石少华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高帆等都曾有过将底片坚壁，或找不回，或受潮损失的情形。延安电影团费数年心血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原底，也在送苏联冲洗过程中，因苏德战争爆发全部丢失^[26]。目前解放军画报社档案室仅存的延安底片，是顾棣从北京电影学院吴印咸带回的部分照片翻拍，吴印咸亲自补写说明。东北及四野战场、西南二野、西北一野因大多是沙、石的“弟子”，包括晋察冀画报社嫡系亲自开拓（例如去东北的罗光达），原底最终汇集到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或新闻摄影局,情况还好。尽管仍有些分散在各处，解放后曾多次动员上缴，大多已经汇集到新华社图片档案馆、解放军画报社、各大博物馆等处；南方东江及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期底片、档案则极为罕见；国统区以中央通讯社为主的抗战图片档案，即使在台湾也很难找到，据查主要部分也收缴到新闻摄影局，即后来的新华社摄影部^[27]。

可以说，是沙飞和石少华“合谋”，成功地“逼”顾棣走上了这条辉煌的道路，而顾棣本身极为难得的品性也成就了这批记载沙飞、石少华，和包括顾棣在内的所有摄影战士一番宏伟事业的珍贵文献。好学好记，机灵勤奋，谦虚谨慎，认真可靠，服从命令，忠于职守，踏实沉稳，细致认真，责任心强，耐得住寂寞，刚正不阿，坚韧执著……即使这些品性是沙飞、石少华逼出来的，顾棣的“这一当”上得是何其宝贵，这对无数从事资料档案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在2007年4月25日顾棣写给解放军画报社领导的一封信中，顾棣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因为这批用无数英烈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珍贵底片是真实的历史，把它整理出来，供专家、学者们参考，继续研究、著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项工作本应该由画报社，由相关部门的专家来做的，以使它能够为我党、我军、为社会，包括为画报社更好地利用，继续发挥更大的综合性的效益。我的水平不高，但在恩师沙飞的鞭策下，我早已把这批底片和自己的生命捆在了一起。”

二、顾棣档案的史学贡献

顾棣在摄影史甚至更广泛方面的贡献，并不止于出版或即将出版的系列图书及大量文章。由于他保存、整理、补充的历史档案的系统性、客观性及详细、准确性十分出色，这批档案可以任后人在不同领域探究下去，其价值可以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1、摄影发展史——中国早期摄影团队发展历程及体系的完整记载

画报、画刊在大多数百姓识字能力普遍很低的时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播工具。作为摄影这种艺术或技术形式主项的社会传播功能，和以真实形象为依托的主观表达功能，是以社会传播的需求，以及主观表达的愿望出现为前提的。且只有在出现了社会性的强烈的揭示与强烈的表达愿望或需求时，纪实摄影的这种记录与传播的强大社会潜力才能大规模、高强度地发挥出来。在这里，组织的力量显得格外重要。

以沙飞创立并代表的中共军队中目标一致、体系完整，无论范围、时间及影响均不让前人的摄影团队的出现，在整个人类摄影史中并不多见。早在八·一三淞沪之战前后，处于风口浪尖的上海，曾一度冒出十余种画报画刊，目标非常一致，揭露日寇野心、罪恶，唤醒民众起来自卫。但上海不久沦陷，武汉、香港相继失守，那些在顽强抗争中不得不一再退守的画报画刊，不得已于1941年初香港沦陷之后几乎一夜间纷纷消亡^[28]。就在全国画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刻，沙飞开创的中共军队画报体系，却在连电也没有的中华腹地的黄土沟壑之中悄然诞生了。据顾棣粗略统计，革命战争年代在解放区（主要在部队中）出版的摄影画报、画刊多达30余种，发行达200余万份，发行范围除各根据地外，还发行到延安（中共中央）、重庆（战时陪都）、敌占区、国统区，和苏、美、越南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以抵御侵略、雪耻家仇国辱的抗日战争背景激起的，对罪恶的揭示与对民族意识呼唤的明确目标，使纪实摄影（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摄影形式）在社会传播与主观表达方面的功能，在有组织、有理论指导的状态下迅速而强有力地迸发出来。沙飞摄影团队的特点，正是目标明确、结构完整、体系庞大且列入建制，更重要的是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与摄影人及普通民众十分有效地形成合力，万众一心，其成果不仅在于成功地唤起了无数民众齐心抗战、顽强拼搏，保留下来大量历史文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何评价这支团队和这段历史，尚需有识之士依据大量文献分析评估，顾棣档案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通过顾棣已经发表，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出版，包括可以让人们长久开发，但目前尚无能力顾及的大量原始资料可以看出，无论完整性、系统性、丰富性、公正性、细致性以及相互佐证性，都是可圈可点的。顾棣的品性和发自内心深处的使命感，使他数十年如一日，已经以第一当事人的身份，依据第一手档案资料，完成了概况的描述、摄影团队的系统描述，晋察冀画报（团队初始点）大事记、中国解放区摄影大事记（全解放区范围），摄影人物档案汇集（约600人），画报、画刊甚至刊内目录的统计清单，1500余幅代表性作品和丰富的资料图片（不包括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的全部相关底片档案），信件、文件、图片、图表、日记摘选等第一手资料的汇集，各方相关文章、资料的汇集等等。目前正在拼全力工作（每天要看着墙上自拟的控制表格，严格控制作息时间，以保证脆弱的身体不出问题），希望尽快看到亲手撰写的多达100余万字、1500幅图片的《红色摄影档案》——最完善的一部史料汇集巨著的竣工。这些可信性极强的系列文献，无论对中国摄影人了解自己的历史，还是向国际同行介绍中国摄影史，填补摄影史空白，都不难看出其难得的价值。

2、摄影语言学——中国早期摄影语言风格的丰富呈现

在哲学思辨，特别是以艺术形式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方面，中国人胜于西方人穷追到底的直率思维方式是不难理解的。既然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对新闻报道摄影、社会纪实摄影的理解和把握上自然也会有区别。沙飞及其摄影团队的实践从一开始便没有回避这一点，绝大多数照片都能轻易看出他们为表明自己的意图所做的精心安排。加上这些高手大多与美术有着或多或少的瓜葛，立意、构思、认真组织画面，然后再运用所有可能的技术技巧认真拍摄，几乎是必须的程序。事实上，沙飞首先提出，并被中国政体普遍接受的“武器论”本身，已经表示出对“完全来自现场抓拍”的“绝对真实”的理性态度。新中国的新闻摄影队伍无论从理念到风格都源自于这个摄影团队，与中国新闻摄影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中国纪实摄影同样要从这里找到血缘基因。

我们不排斥西方的模式，但也不应该盲目抵毁自己的模式，也许应该大力发扬才是。与西方同时期摄影团队的发展比较，有利于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摄影的独特性和优劣短长。抛开政治偏见或体制偏见，从摄影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角度认识东西方摄影语言的不同特点，分析它们的利弊，是十分有意义，也十分必要的工作。无论研究其曲折的演变过程还是独到的语言风格都必须从这个源头开始着手。而我们要正确认识整个沙飞摄影团队的不同的语言风格，需要大量第一手史料。顾棣给我们背回并整理清爽的一两万幅原始底片完好地放在那里，而且足够丰富多彩、婀娜多姿——这是顾棣档案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

3、顾棣日记——个人视角第一手记录的完整时代风貌

人们已经熟知，顾棣手头现有300多本日记，已丢失的23本还未算在内。这日记始自1940年顾棣当儿童团长时期，并一直坚持到今天，时间跨度已达68年。

顾棣一生勤奋好学。他深知自己身处山沟，接触知识有限，记日记是利用记的过程，加强对所有得到知识的记忆，以弥补知识面的不足，提高写作水平。因此天文地理、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谣外语无所不包，更多的当然是自己的亲历和思想感情的记录。且记载极为详细、完整，初到晋察冀画报社，还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沙飞要顾棣帮助搞通联，也即各地送来的稿件、底片都要准确记录，发表、返还的东西，都要登记，顾棣把这些内容也一并记到了日记上，上述杜铁柯的来稿正是这样记在日记中。近日为整理日记摘选，拿出当年日记，连顾棣也惊讶，许多整本日记中的字体只相当于6号、小6号字，比黄豆还小，一页多达二千字，整本多达40万字！要知道，山村没电，早期日记是在油灯下写就的，一篇日记往往长达数千字。现在年老眼花，很难看清，长时间举着放大镜又很吃力，山西卫视《瞬间世界》栏目郭蓉和雨倩两个年轻人，买了一只带灯光的大号台式放大镜送给顾棣，才解决问题。

前文有述，顾棣品性刚毅，公正清廉，不受市俗好恶影响。早期整风、整党，包括后来历次运动、重大事件，总有人认为他“这样记载想干什么？”他说，“日记是代表着每个人的思想立场的，要把每日所发生的极深的问题记下来，一方面作为反省思考，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历史记录。我今后决不因为怕受责备限制而把日记写成假的，更不会把日记写成流水账，这是我的自由，我决不肯随意放弃”[29]，始终坚持。尽管顾棣工作主要在画报社，但300多本日记中，抗日、内战时期，集中表现我们关心的画报社辉煌时期内容的仅22册，还有5册丢失，其余则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因此顾棣日记是从个人视角，对一段历史时期的完整记录，史学界知道，这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并且长达60余年，反映的是一个不断发生特殊事件，风云变换的历史时段。

结束语

沙飞，以及由沙飞创立的摄影团队在中国摄影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沙飞摄影团队的意义，无论从目标之明确、合力之强劲和成就之显赫上看，从团队的规模、体系的规范和涉及区域的广泛上看，从历史延续的长久和影响的深远上看，从内容丰富和风格多样上看，都是可圈可点的。中国人参与摄影术的发展进步，并非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也并非所有方面必然逊色于西方。一旦技术成熟，出现了合适的环境，特别是出现了有头脑、有灵性，肯一头扎进去，舍得为此献身的人群，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也会干出成绩。而这一切都在顾棣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中留下记载。

自新中国建立一直到今天，顾棣从未放弃对这些档案的保护、整理、考证、编撰和推介工作。大量已经整理完毕的文献史料整齐有序地摆放在那里，就象待价而沽的珍藏。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都无法拿出这样系统、完整的原始影像档案，可见顾棣一生坚守事业的非凡意义。由于种种原因，这段辉煌的历史被多年尘封，无论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极少了解。人们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使其绽放出应有的光彩。顾棣晚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去年刚做了心脏大手术，尚未完全康复，深感力不从心，众多未了的心愿使他心烦意乱。当我们出手相帮，使他看到可以实现全方位整合时又欣喜若狂，拼全力工作。今年2月是他80寿辰，自作“福寿歌”有云：“战士不言老，抱病驰沙场。征程不歇鞍，犹发少年狂……再出几部书，心愿了一桩。一生无憾事，身后留余光。当块垫脚石，供人踩肩膀。事业继有人，福寿必延长。”充分表达了老人的乐观心情，和写好中国革命战争摄影史的强烈愿望。随着摄影界对摄影史研究的逐步展开，顾棣档案对中国摄影史的贡献，对人类战争摄影史的贡献，一定会逐步体现出来。

（2008年7月28日，第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