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午　

看望老战友曲治全

顾棣与老战友曲治全在一起。

顾棣与老战友曲治全举行赠书仪式。

幽默风趣的曲治全老人一提起当年，便收不住嘴，其中有着多少值得回味的悲欢往事啊！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制铜版时的情形， 左起：康健、曲治全、杨瑞生。 沙飞1942年5月摄于河北平山碾盘沟。

王雁著《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载：

赵银德2002年回忆 （1943年12月9日柏崖事件）：早二三点开始做饭，6点多饭刚熟，还没吃，保卫部到柏崖。杨国治接岗去，一出门就喊，敌人来了。我就叫，沙主任赶紧起。我把2个牛皮包背起，他也赶紧背起，他在前，我俩一出门，敌人已到跟前，谁也找不到谁了，和敌人混在一起。余光文带一个警卫排冲出去。保护底片成了我惟一任务，别人背包全扔，我不敢扔，不然回来交待不了。路上有人把粮票全扔了，还有钱，我拾起来。我追上高华亭，他说怎么办，我说有粮票，出去就有吃的。我找了隐蔽的地方，把两个包藏起来，又换了个地方，又隐蔽又好找，用石头、草盖上。我藏底片时天不太亮，我很清楚藏在什么地方。我轻装往上山冲，还有几十米，看到敌人，健康连（体弱、有病的）的几个人叫我躲起来，我不愿被俘，有一块断崖，跳下去，摔伤脚。杨瑞生有肺病，跑不动，他喊我，我看见他满脸血。我们看见鬼子叫百姓把他们的伤员抬走，看见陆续、韩栓昌的尸体，离的不远。我俩到百姓的窝棚，里面有一碗粥，我俩分了吃，给老乡留了粮票，住了一晚。10号走了五六里地，在山沟里住了一夜。我们在沙千岭村见到沙飞、曲治全、王友和等，沙飞躺在老乡的热炕上，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小鬼，底片背出来了没有？我说，你放心，背出来了，坚壁了。他激动得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脯说，好！小赵，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他告诉我他的过程。您怎么把鞋跑丢了还不知道呢？我问。他说，怎么不知道，我穿的鞋太破了，不跟脚。第一次掉了，捡了起来，穿好没跑多远又掉了，哪还有工夫拣鞋、穿鞋，冲出去就是胜利，晚几分钟就可能丢性命、当俘虏。那时还不知道李明牺牲。4个箱子，有两箱底片，两箱照片资料。重要的底片一直是沙飞自己背。那天在匆忙中，我和他换了。李明是工人，他牺牲与背箱子有关，照片应在他身上，被日本人拿到。第二天沙飞安排杨瑞生，王友和找担架，我们跟他到医院。体壮的回去收尸，画报社牺牲了9个，掩护突围的工兵连战士，除王友和受伤，其他都英勇战死。沙飞叫李志书到上庄给石少华送信。

曲治全（原国家体委田径队领队）1998年回忆：

当天怎么跑的都不知道，跑散了，下午我们突围后，七八个人爬上山，天渐黑，我们听到下面有响声，我问谁？沙飞听出是我的声音，立刻说，是都督呀，我负伤了。阎锡山原来是山西都督，我是他老乡，大家开玩笑叫我“都督”。沙飞一见我们，便昏过去了。我们抬他上来，把脚上石头弄掉，撕了棉被心，把脚包起来。他说，现在不能下去，再等会。天黑了，我们背他到下面村里，要点玉米面，蒸窝头。吃饭后，我们两个人把他挤在中间，暖和半天，他的手还是冰凉的。天快亮时，沙飞让我出去找个山洞，找到后，我把他背进山洞。我们先藏他，再去找被子。尸体上有背包，我们说，同志，对不起，你不用，我们先用用吧。在山洞里，沙飞把三五牌烟盒那么大的盒子交给我说，这是宝贝东西，你给我保存好，我牺牲你帮我交给组织。我打开看了，里面放着鲁迅、白求恩的底片、王辉的信，还有其他一些资料。我离开山洞时，他让我留下一颗手榴弹，说万一被敌人抓到，就不活了。我走时，拿石头把洞口堵好，给他留下两床被子。晚上我来看他，发现他不在了。我们找到他，他说，白天看到对面山上鬼子在搜山，就离开这个洞。我们找老乡背着他，先到老乡家，我把铁盒还给他。他写信给余部长，让我送信，余回信后，我们找了担架，把他送医院。

张四1980年回忆：张志、我、曲治全、杨国治看到沙飞，他走不了路，我们把张志的棉背心撕开，我用两个救急药包包他的脚。他又饿又冷，问你的烟呢，快给我。我说没烟了，有萝卜。我们找洞，给沙飞留下两个手榴弹、一个地雷。我们上山探听情况，曲治全与沙飞留下。赵银德和我见了孙谦、陆续等人的尸体，是我埋的。扫荡时我的烟有一半给沙飞吸了。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档案篇《顾棣日记》载

1944年11月26日　清扫积雪迎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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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雪天路滑，外宾不一定来了，想在礼拜天加班洗照片。正要到社部门前取炭生火，刚出门就看见几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个子高大又粗又胖，穿八路军服装的外国人来了。前边还有几个穿军装、带手枪的八路军干部，其中我只认识一个，他是军区卫生部的江一真政委，前几天我还把石副主任的信送交给他。这大概就是外国记者参观团了。沙飞、石少华两主任出来迎接他们，并带他们到印刷厂参观，我也跟着过去。沙主任用外语向外宾介绍放在院中的那台木质土造制版机的构造和用途，不清楚的地方由翻译帮助解说，一个瘦小的军人给那个又高又胖的外宾作翻译。他们边谈边笑，气氛和谐又热烈。又参观了制版组、石印房和装订室，外宾对铅皮版和轻便印刷机很感兴趣，沙主任逐一作了介绍。后来那个大胖外宾提出给沙、石两主任拍照，沙、石两人立刻站在制版机前摆好姿势让他拍。沙主任要给外宾拍照，他们也高兴地答应，也站到机器前让沙主任照了两张。曲治全在旁边又拍了沙主任给外宾拍照的照片。接着全体外宾又合拍两张，沙、石和外宾合拍了三张。

1944年11月，沙飞（左）向来社参观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介绍照相制版情况（曲治全摄）

1944年12月18日
　　白天洗了一天照片，共计290余张，沙主任交给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晚饭后都到门前溜冰，很热闹，来来往往玩得很兴奋。最笑人的是沙、石二主任，他们是广东人，没有溜过冰，往冰上一站就跌倒，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刚爬起来，往前一走又倒了，大家又是一阵大笑，他们两人坐在冰上也大笑不止。后来有人把他们扶起来，两人扶一个慢慢向前滑，来回走了几趟，勉强能站住不倒了。梁丁、梁国才、张四、刘春生、邢歧山、毛毛光等人溜得最好，来往穿梭似的溜得很快也倒不了。我从小就学会滑冰，往前滑，倒身往后滑，侧身斜滑，都会，可以在冰上自由活动。玩了很久，我才同杜林山（沙飞警卫员）一起到后沟石洞内取东西。
　　杨国治从政治部回来，他告我他要和石副主任一同远征，要走很长时间。我说你们一走摄影训练队怎么办？他说不要紧，有沙主任管，曲治全可代理一下队长。我心里很不愿意他们走。可这是上级命令，也没有办法。

1944年12月30日
　　早上，大家都去洗澡，我在家里看书，没有去。曲治全洗澡回来，把苏联小说《新华》的主要内容作了简单介绍，很有意思，我一定抓紧时间把书看完。曲治全待人热情和气，性格开朗，很有学问。我们彼此都很敬重，我很喜欢交他这样的好朋友。

1945年元旦　在群英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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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治全又和我到军事馆拍照，我用3.5光圈、1/10秒速度拍了两张，这是最后两张片子了。他见我还想再照几张，就给了我一个日本樱花牌胶卷。我换上胶卷，又拍了两张重要场面，一张是军区司令部商科长给观众讲解缴获的日寇重机枪的性能和用法，另一张是群众剧社同志的参观活动。后来我又到农业馆拍了几张。一出门正遇见沙主任，他问我拍照的情况，我做了简要汇报。沙主任随即领我到各馆，亲手教我怎样选目标，怎样取景、构图，怎样抓时机，很耐心。然后又指导我在文教馆门口的露天馆拍摄群英代表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围观轻便印刷机和铅皮版的照片。我真高兴极了，沙主任的摄影水平是最高的，在他的亲自培养教育下，我一定能够学好摄影，他也肯定会把他广博的摄影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传授给我。
　　拍完照片，沙主任叫我们回去打扑克，有他、曲治全、赵银德我们4个人玩，特别开心，特别热闹，一直玩到下午3 点来钟才结束。宋贝珩叫我给平西军分区萧芳科长洗照片，赵银德和我一起到暗室窑洞洗起来，边工作边聊天，很快就完成了。下午大会餐，8 个菜，有甜肉、凉肉、红烧肉、杂烩菜等。画报社来群英会工作的沙主任、赵启贤、宋贝珩、刘克己、顾棣、曲治全、赵银德等7个人坐一席，白连生、罗程增和三分区来的摄影组长叶曼之3人坐不下，只好和外单位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谈笑，还喝着阜平特产红枣酒，气氛非常热烈。

　

1945年1月17日　在群英会
　　
　　晚上，在大礼堂给英模试放幻灯，曲治全和高粮从公安管理处抬回一台马达，光太弱，放出的图像不太清楚，据说是电压不足，但总起来说，还是成功胜利的，这是同盟国（美）帮助的结果啊！

1945年1月21日　在神仙山下洞子沟
　　国际朋友今日要来参观，听说还有白求恩卫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几位领导作陪，画报社要请他们吃饭，准备了3桌菜，领导决定王友和、曲治全、赵银德、孔宪芳我们5个人做接待工作。我分管供开水，我把画报社各办公室和工厂各房间的水壶都动员起来，共8个，全装满水在工厂的火炉上烧开，又准备了4个洗脸盆、4条毛巾、4块肥皂……大家忙活了一阵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厨房炊事员杀鸡、宰羊，饭菜也备齐了。
　　大家一直等着，客人下午两点多才来，我给国际朋友打了洗脸水。
　　（顾注：日记写到这里为止。这次客人来的较多，地方狭小，我又担负接待工作，未能随外宾参观，活动情况不详。）

1945年1月23日　返群英会
　　接待外宾参观任务完成，还得到群英会工作。沙主任有很多事办不完，快12点了，还不能动身，再晚了就要冒黑。
　　摄影训练队要实习，由曲治全负责领导掌握，要到附近的工业部、卫生部、白校、和平医院等单位拍照，大家都很高兴。我因被沙主任带到群英会工作，不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实习拍照，心里不大痛快。对摄影训练队，我既羡慕又忌妒，我再不和大家一块学习，就要落后了，很着急。

1947年11月30日

曲治全从石家庄回来了，他一进房子，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都想问石家庄的情况。他说石家庄秩序还不大好，沙主任住在朝阳路（即中山路，石家庄最大的街道）的大楼上，搞到好多摄影材料。

沙主任是我们的先锋，大队伍不久能到达，那时我们又和张家口一样，独居一所高楼了。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档案篇《解放区摄影大事记》载：

1946年2月22日，晋察冀画报社欢送裴植（摄影科长）、袁克忠（摄影记者）、曲治全（制版技师）、孔宪芳（暗室技术工人）等赴晋冀鲁豫军区。他们带去全套照相制版设备和全套药品，一部分摄影器材，一部分画报画刊和照片，装满一辆卡车。沙飞赠给曲治全一架相机。他们3月底到达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着手创办《人民画报》。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叙事篇第二章《晋察冀画报的光辉业绩》载：

晋察冀画报社几年内先后派出三批干部支援兄弟解放区创办和加强摄影画报工作。1944年6月派出副社长罗光达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和器材，到冀东建立晋察冀画报社分社，后改为《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的前身）； 1946年2月派出摄影科长裴植，摄影记者袁克忠，技工曲治全、孔宪芳4人，到晋冀鲁豫军区帮助创办《人民画报》； 1946年4月， 山东军区要求晋察冀支援摄影人员加强 《山东画报》 的工作， 原八路军总政治部摄影记者、在晋察冀画报社担任摄影科副科长的老摄影家郑景康自告奋勇前往，画报社给他配备了得力助手罗程增 （编辑）、孟振江（摄影记者）一同到山东画报社工作。

曲治全与顾棣一行在一起。

此次见面，王雁问曲治全：曲叔叔，1943年12月9日，父亲在山洞里把小铁盒给你，你是否很快就打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曲老笑答：是的！里面还有一封信，我从来没告诉别人。王雁一再追问，曲老才说：小盒子里有一封和平医院的护士长给沙飞的信，从信中看出，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如果你妈妈不来找你爸爸……王雁大笑：当时爸爸、妈妈离婚多年，爸爸找其他人很正常！他是男人嘛！众人皆笑。